布罗尼斯拉夫·卡斯珀·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KasperMalinowski,.4.7-.5.16）是位发迹于英国的波兰人类学家，他建构了以客观民族志记载田野调查研究成果的方式，并开创了最早的社会人类学课程，故被称为民族志之父。主要代表作有《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图源：Wikipedia]

（一）南部海洋的航海及贸易·库拉

南海群岛沿岸的先民与今人，除极少数例外，都是航海专家和贸易专家。他们拥有优良的大型航海独木舟，用来进行远航贸易、探险或征战。居住在新几内亚沿岸和外围岛屿的巴布亚美拉尼西亚人也不例外。他们是勇敢的水手、工作勤勉的工匠、精明的商人。陶器、石器、独木舟、筐篮、装饰品等重要的手工艺品的制作中心，依居民的技艺、部落传统以及地理优势而分布在群岛的几个地方。这些手工艺品被贩卖到广大的地域，有时被转运到数百英里之外。

部落之间有固定的贸易形式和路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流行在莫尔兹比港的摩图人与巴布亚湾诸部落之间的贸易。摩图人驾驶一种叫做lakatai的笨重而庞大的独木舟，上面装有特别的蟹爪帆，可以航行数百英里，他们把陶器和贝壳饰品，早先还有石制刀具，带给海湾的巴布亚人，又从他们那里换取西米以及笨重的挖空木料，用来制作他们的lakatai帆船。

再往东，在南部海岸上居住着勤勉地、以海为生的迈卢人，他们每年都要与新几内亚东端与中部沿岸部落进行一次贸易。最后，散布在东端诸岛上的土著人也经常相互贸易。塞里格曼教授对此作了卓越的描述，尤其是描述了南马辛人居住的诸岛之间的短程贸易。然而，还存在着另一种广泛和高度复杂的贸易体制，它包含众多的分支，不仅东端附近的岛屿，而且包括路易斯埃德、伍德拉克岛、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以及当特尔卡斯托群岛。它还渗透到新几内亚腹地，也间接影响了一些偏僻地区，例如罗塞尔岛及新几内亚北部和南部沿岸某些地方。这一贸易体制称为“库拉”（Kula），乃是本书描述的对象。我们将会看到，它是一种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经济现象。对于生活在库拉圈内的那些土著人，这一体制对他们的生活意味着无上的权威。部落成员充分意识到库拉的重要性，他们的思想、志向、欲望与虚荣都与之密不可分。

（二）民族志方法

在着手展示库拉之前，不妨先介绍一下搜集民族志材料所使用的方法。任何一门学问，都应以绝对坦诚和毫无保留的方式披露其科学研究的结果。难以想像，撰写一份物理学或化学的实验报告可以不对全部实验安排作出详细描述，不对所使用的仪器、进行观测的方式、观测次数、观测所花的时间、每次测量得到的近似程度等作确切的说明。精确度稍低的学科，例如生物学和地质学，这种描述虽不能做得同样严格，但每一位学者都会努力使读者了解进行实验或观测的全部条件。对于民族志，坦诚地对这类数据加以说明或许更为必要，但不幸的是，我们对这类信息提供得并非总是足够慷慨，很多作者总不能诚恳地把方法的照明灯充分提供出来，仿佛他们只是在完全的黑暗里误打误撞地把那些事实提供给我们。

很容易举出一些贴有科学标签的名作，里面批发一堆通则，却不告诉我们这些结论是凭什么样的实际经验达成的。书中没有专门的章节或段落向我们描述，观测是在何种条件下进行的，信息是怎样搜集的。我认为，惟有符合以下条件的民族志材料才具有无可置疑的科学价值：我们可以分辨出哪些材料是由直接观察与土著人的陈述和解说得来的，哪些材料是作者基于他的常识与心理领悟得来的。说实话，我在下文（本章第六节）表格中所列出的那一类考察，应该及早到来，这样读者一瞥之下就可以准确估计作者对其所描述事实的了解程度，并得以了解信息是在什么情形下从土著人那里取得的。

同样，在历史科学中，如果一个人闭口不谈他的资料来源，而谈论过去时仿佛靠得是占卜，他就不可能指望被严肃地对待。在民族志中，作者既是史料家（chronicler）又是史学家（historian）。尽管他的资料无疑较易获得，但也是极其扑朔迷离和复杂的；它们不见于材料案卷里，而是在活人的行为和记忆中。在民族志中，原始的信息素材是以亲身观察、土著陈述、部落生活的纷繁形式呈现给学者的，它与最后权威性结论的提出，往往存在着极其巨大的距离。民族志者从涉足土著人海滩并与他们接触的一刻起，到他写下结论的最后文本为止，不得不以长年的辛劳来穿越这个距离。略述一下一个民族志者的磨难——比如说我自己的，要比任何冗长而抽象的讨论都有启示作用。

（三）田野工作的开始·令人困扰的问题·成功的三个要素

想像一下你突然被抛置在靠近土著村落的一片热带海滩上，孑然一身，全部器材堆在四周，而带你来的小艇已是孤帆远影。当你在附近某个白人（商人或传教士）的家里搞到住处之后，除了立即开始你的民族志工作外，已别无选择。再想像一下你只不过初出茅庐，毫无磨练，缺乏引导，无人帮助。因为那白人恰巧不在，或不能、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这便是我在新几内亚南部海岸初次开始进行田野工作的写照。我清楚地记得开头几周我耗在那村落里的漫长探访；记得经过多次执著然而徒劳的尝试，总是不能真正与土著人接触，也不能得到任何材料；我记得在这之后的无助与失望。很多时候我沮丧之极，就埋头读小说，就像一个人在热带的抑郁和无聊袭来时借酒浇愁一样。

年，马林诺斯基在超卜连群岛上与土著访谈。[图源：Wikipedia]

接着可以再想像一下，你独自一人或在你的白人向导陪伴下，第一次进入土著人村子。有些土著人，一闻到烟味儿，就跑来围观；那些尊贵和年长的土著人却对你无动于衷。你的白人同伴有他自己对待土著人的习惯，他既不理解也不大关心你作为一个民族志者接近他们的方式。第一次探访留给我的感觉是：下一次当你独自一人再来时，事情会容易得多。至少我当时是这么希望的。

我也的确如期而至，很快，一帮人就围上来。双方用洋泾浜寒暄几句，几支香烟递来递去，撩起一份友善的气氛，然后我试着开始我的业务。我从一些不大可能引起疑心的话题起头，最先开始“搞”的是手艺。几个土著人忙于做些零碎东西，看看这东西并搞清那些工具的名字甚至一些与工序有关的行话是容易的，不过也仅此而己。但别忘了，洋泾浜对于表达一个人的思想是个很不完善的工具，而且，一个人在得到设计提问和解读答案的良好锻炼之前，总有一种与土著人之间无法自由交流的不适之感。起初，我很难与土著人进行细致而明确的对话。我很清楚，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搜集具体的数据，于是我搞了一个村庄的人口普查，录写家谱，画出村落图并搜集了亲属称谓。但这都是些死料，不能导入对真实的土著人思想与行为的进一步理解，因为我既不能找到土著人对这类项目的适当解释，也弄不清楚部落生活的所谓“秘诀”。例如，要弄清他们对宗教和巫术的想法、他们对妖术和灵魂的信仰，除了一些被生拉硬扯在洋泾浜里的民间故事之外，我一无所获。

我从当地白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本身虽有价值，但对我自己的工作却无甚裨益。这些人在此居住多年，常有机会观察土著人并与他们交流，可还是不曾真正了解任何事情。那么，我怎么可能奢望在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他们呢？更有甚者，那些白人谈论和表述土著见解的方式，自然缺少专业训练，所以根本不能连贯而精确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更自然不过的是，无论行政官员、传教士还是商人都很务实，在很大程度上充满偏见与先入为主的判断，然而这却与追求事物的客观、科学的观点绝不相容。我在多数白人居民中发现了那些拙劣的业余人士在写作中常有的特征：他们习惯于自以为是地把民族志者严肃对待的东西当成无聊的琐事，把科学的宝藏当成廉价的废物，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独特的土著文化和心智的特征。

的确，我在南部海岸从事的第一次民族志研究，直到我独自一人留在当地才开始取得某些进展。无论如何，我发现了有效的田野工作的奥秘所在。那么，一个民族志者唤起土著人的真正精神、展示部落生活的真实图景，靠的究竟是什么魔法呢？一如常理，成功只能靠耐心以及系统地运用常识和通行的科学法则，而不能指望不经努力和挫折就发现某种神奇的捷径。方法原则可以归纳为三条：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该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来搜集、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对于田野工作的这三大基石，有必要略加说明。先从最基本的第二条说起。

（四）居住在土著的茅屋里·和土著“保持接触”的机制

民族志工作的适当条件。如上所述，这主要包括摆脱白人的陪同，并保持与土著人的密切接触，而这只有居住在其村落中才能真正做到。在白人的家中有个基地用于贮藏，遇上生病或是在土著中过得厌烦了的时候知道那地方有个庇护之所，这当然非常之好。但它必须离得足够远而不致变成你的安乐窝，不至于让你住在那里，仅仅在固定时刻冒出来“做这个村子”。它更不能近得足以让你在任何时候都能飞奔过去轻松一番。因为土著人不是白人的天然伙伴，当你和他起工作了几小时，看着他如何摆弄园圃，让他给你讲些民间故事，或是讨论他们的风俗之后，你自然会渴望见到你的同类伙伴。但如果你是独自一人住在村落中，附近没有白人，你会寂寞地花上个把钟头散步，再回来时你会非常自然地寻到土著人的圈子里，这回则是为排遣孤独了，就像你有和别的伙伴们在一起的愿望一样。通过这种自然的交往办法，你学着去了解土著，逐渐谙熟他的风俗和信仰，这比把他仅仅当成是个领报酬的而且常常是很无聊的资讯人要好得多。

偶尔钻入土著人群和真正地同他们接触相比是全然不同的。后者意味着什么呢？就民族志者方面而言，它意味着他的生活就在村落中，开始时是位稀客，有时不大愉快，有时则饶有兴味，不久就采用相当自然的方针与环境非常协调地融为一体。

在我把自己安顿在奥马拉卡纳（Omarakana，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之后不久，我就开始融入到村落生活之中，去期盼重大的或节日类的事件，去从闲言碎语以及日常琐事中寻找个人乐趣，或多或少像土著那样去唤醒每个清晨，度过每个白天。我从蚊帐里爬出来，发现我身边的村落生活刚刚开始躁动，或者人们因为时辰和季节的原因已经提前开始工作，因为他们起床和开始劳作的早与晚是根据工作需要而来的。当我在村落中漫步时，我能看到家庭生活的细节，例如梳洗、做饭、进餐等；我能看到一天的工作安排，看到人们去干他们的差事，或者一帮帮男女忙于手工制作。争吵、说笑、家庭情景，这些通常很琐细、偶尔具戏剧性但却总是有意义的事情，构成了我的、也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氛围。应当记住，土著们每天频繁地看见我，便不再因我的出现而好奇或警惕，或被弄得忸怩不安，我也不再是我所研究的部落生活的一个干扰因素，我的突然接近也不再像一个新来者对每一个蛮族社区总会发生的那样会改变它了。事实上，在他们知道我会窥测每一件事情，甚至窥测一个有教养的土著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方时，他们就干脆把我当作生活中一个令人讨厌而又无伤大雅的部分，只有我给他们烟时，这种感觉才稍有缓解。

后来，无论白天发生什么事，我都唾手可得，它们根本无法逃脱我的注意。黄昏时分，巫妖到来的讯号、社区内一两宗重大的争执、疾病案例、治疗与死亡、巫术仪式等必然上演的事，我都不必刻意追寻。这样说吧，它们就发生在我的鼻子底下，发生在我自己的门槛前。应当强调的是，无论何时，任何戏剧性的或重要的事件，在其发生的当时就要加以考察，因为土著们按捺不住要谈论这事，他们过于兴奋因而无法再保持沉默，太感兴趣因而不再懒于提供细节。我也经常违反礼节，那些土著人由于对我足够熟悉，会毫不迟疑地指出来。我必须学着如何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有了何谓举止好坏的“感觉”。加之我已经能从他们的陪伴中得到愉快并能参与他们的游戏和娱乐，我开始感到我确实是与土著人接触上了。这当然正是田野工作得以成功的初始条件。

（五）积极的研究方法·野蛮人文化的秩序和一贯性·这个真理的方法论后果

但是，民族志者不应当只是守株待兔，他还必须四面出击，把猎物逼进网中，或穷追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正是这一点把我们引向了更为积极的搜集民族志证据的方法。我在第三节末尾曾经提到，民族志者应该受到最新科研成果、原则和目标的启迪。对这一主题我不拟详述，只指出一点，以免引起误解。良好的理论训练以及对其最新成果的熟悉，与“先入为主的成见”不同。假如一个人出去考察，决定要证实某种假设，若是他不能在证据的压力下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并弃之如敝履，不用说，他的工作将毫无价值。但是，他带到田野的问题越多，根据事实铸造理论和运用理论看待事实的习惯越强，他的装备就越精良。先入之见在任何学科中都是有害的，但预拟问题却是科学思考者的主要禀赋，这些些问题是通过观察者的理论学习发现的。

在民族学中，巴斯蒂安、泰勒、摩尔根、德国民族心理学派（TheGermanVolkerpsychologen）的早期努力，重新塑造了旅行家、传教士及其他人早先的粗糙信息，并向我们展示了使用更深刻念与抛弃粗糙和误导的概念的重要性。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HenryMorgan，-），美国人类学家，进化学派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易洛魁联盟》《人类家庭的亲属制度》《古代社会》等。其中，《古代社会》一书最有影响，该书为后人留下了有关易洛魁人的丰富资料，书中关于古代人类婚烟家庭方式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理论提供了根据。[图源：Wikipedia]

泛灵论（animism）的概念取代了两个毫无意义的词语：“拜物教”（fetichsm）和“魔鬼崇拜”（devil-worship）。对亲属关系类别系统的理解，为剑桥学派在田野工作中卓越的现代的土著社会学研究铺平了道路。从最近德国人对非洲、南美和太平洋的考察所取得的结果中，德国思想家的心理分析结出了丰硕成果，而弗雷泽、涂尔干及其他人的理论工作，已经而且无疑还将继续在长时期内鼓舞田野工作者，并促使他们做出新的发现。田野工作者完全依赖理论的激励。当然，他可能同时既是理论家又是田野工作者，因而，他能够从其自身吸取理论激励。然而，这两种功能是分开的，在实际研究中，也要在不同的时间和工作条件下进行。

科学旨趣所到之处，业余爱好发展出来的领域便面貌一新，民族学就这样把法则和秩序引入了看似光怪陆离的事物之中。它替我们把那个耸人听闻的、野性的、不可名状的“野蛮人”世界，转化成了秩序井然的社区。这里受法律的管治，行为和思想都有一贯的原则。“野蛮”一词，无论原义如何，总是暗示着随心所欲、无规无矩、稀奇古怪。通俗的想法是把土著人想像成奇异信仰与恐惧的牺牲品，他们的生活似乎全赖天佑。相反，现代科学却显示出他们的社会有确定的组织，在公共与个人的关系中，人们受到权威、法律和秩序的管治。此外，他们的个人关系也受到极其复杂的亲属和宗族纽带的控制。的确，我们看到，他们缠结在一个义务、职责和特权的网络中，这个网络对应着一个精心构造的部落组织、社区组织和亲属组织。他们的信仰和习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缺乏一定的一致性，而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足以指导他们进行很多冒险事业和活动。而且，他们的艺术品同样不缺乏意义和美感。

很早以前，有人问一位权威：“土著人的习惯和风俗是什么？是：“风俗吗？没有。习惯？像野兽一样。”这个有名的答案和现代民族志者的知识之间已是相去甚远了。现代民族志者用土著的亲属称谓表、谱牒、地图、示意图和图表，证明了一个广泛而庞大的组织的存在，呈现了部落、宗族和家庭的构造，展示了一幅土著人严格行为和良好习惯的图画，相比之下，凡尔赛宫或埃斯库里尔的生活却是散漫和随便的。

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他必须首先探知部落生活的骨架。这一理想迫使我们必须把全面调查作为第一要着，而不要专挑那些耸人听闻的、独一无二的事情，或等而下之，找那些滑稽可笑和离奇古怪的事情，把土著人当作一幅扭曲了的、孩子式的漫画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忍受这种描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这图画是虚假的，而且，像许多谎言一样，它也被科学戳穿了。田野民族志者进行的严肃、冷静的研究，达到了包括部落文化每一方面现象的程度，对那些平常、乏味、普通的事与那些令人惊诧和异乎寻常的事一视同仁，同时，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从每一方面中取得的一致性、法则和秩序，也能够对之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

一个民族志者仅仅去研究宗教或技艺或社会组织，那就是画地为牢，必将无法工作。

（六）构建部落的组则及文化原则·从具体材料的统计积累中作推论的方法·使用大纲图表

确定了上述非常一般的原则之后，让我们更细致地考虑一下方法。如前所述，民族志者在田野工作中面临的任务，是理出部落生活的所有原则和规律，理出那些恒久而确定的东西，剖析他们的文化，描述他们的社会结构。然而，这些东西尽管是具体而固定的，却不是现成的。不存在写好了的或明白表述过的法律准则，整个部落传统、整个社会结构，被隐藏在所有材料中最扑朔迷离的材料——人——之中。甚至在人的意识或记忆中，这些法则也不可能是现成的。土著人服从部落准则的威力和命令，但他们并不理解它们，正如他们服从自己的本能和冲动，却列不出任何一条心理学法则一样。土著人制度的规律，是一种传统的精神力量与物质环境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正如任何一个现代组织（国家或教会或军队）的低级成员，只是属于和在于这个组织，对于导致整个组织的整体运行机制却不得而知，更不用说对其机制进行描述了。所以，用抽象的社会学名词询问一个土著人是徒劳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每一组织均有其智囊、史学家、档案和卷宗，而在土著人社会中，这一切则付之阙如。有鉴于此，民族志者不得不寻求一个权宜之计来克服这个困难，那就是搜集具体的证据资料，并为自己理出大体的推论。这办法看似容易，但在受到科学训练的人员接手田野工作之前，尚未发现或至少尚未在民族志工作中付诸实施。进一步说，要将此办法付诸实施，既不易设计具体的操作步骤，也难以系统地一以贯之。

尽管我们不能向一个土著人询问抽象的、一般性的规则，但我们总可以打听某给定的案例是如何处理的。例如，如果想知道他们如何处理犯罪或如何惩罚犯罪，不能向一个土著人提出诸如“你们如何处理一个罪犯”之类的笼统问题，因为在土语或是洋泾浜中甚至连表达它的词语都找不到。但一个想像的案例，最好是个真实的事件，将会激发土著人发表意见，从而提供大量的信息。一个真实的案例确实会引发土著人不停地讨论激起义愤的言论，显示他们的立场——所有这些谈话很可能就是一份带着明确的观点和道义谴责的材料，同时也显露出因案例形成而投入运作的社会机制。从那里开始就不难引导他们继续谈论其他相同的案例，回忆其他实际发生的事件，从而使他们讨论这些事件的全部内涵及方方面面。从这些材料之中当然，这些材料应尽可能穷尽实例，经过简单的归纳就可得到推论。科学的处理方式与良好的常识处理方式的差别在于：第一，在科学的处理中，一个学者会把调查的全面性与精细性延伸得更为深入并采取一种学究式的有条不紊的方式；第二，在科学的处理中，科学训练的意识会沿着真正相关的路线朝着具有真正重要的目标推进调查。事实上，科学训练的目标是为经验的调查者提供一份心智图表，作为他研究和行动的指南。

再回到我们的例子。一系列确切案例的讨论会向民族志者呈现用于惩治犯罪的社会机制，这是部落权威的一部分。进一步想像一下，通过同样的从确切资料中进行推理的方法，他了解了战争、经济行业、部落庆典中的领导层——同时他也就立刻掌握了全部必需的资料来回答有关部落统治与社会权威的问题。在实际的田野工作中，这类资料的比较以及把它们结合成一体的尝试，会常常显露出信息间的断裂与空隙，从而导致更进一步的调查。

从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经常在开始为结论写下一个初步的提纲的时候，就以为问题似乎是搞定了，一切都清楚了。而唯有这时，我才看出巨大的缺漏，它告诉我哪存在新的问题，并把我引向新的工作。事实上，我的第一次与第二次考察相隔数月，第二次与随后一次相隔一年多，其间我理清全部材料，尽管每次我都知道，我可能不得不把它重写一遍，但我还是把每一部分都整理到几近发表的程度。我发现，构思工作与实际观察之间的相互增益是极有价值的，缺少这点，我想我是不可能取得真正进展的。我提及这点微不足道的个人经历，仅仅是为了表明，以上所说的一切绝非纸上谈兵，而是切身体验的结果。本书所提供的，是对一种大型制度的描述，这一制度与诸多活动相互联系，并呈现出诸多特色。任何人想一想这个课题都会明白，对于一个如此高度复杂、分支众多的现象，没有构思立论的尝试与经验核查之间的穿插照应，就不可能获取任何程度的精确与完备的信息。事实上，我就库拉制度起草的大纲不下五六个，有时是在田野，有时是在考察的间歇期间，但每次都有问题和困难自行显露出来。

于是，广泛搜集事实和具体资料就成了田野方法的要点之一。这不仅仅只是举几个例子，而是在可及的范围内尽可能穷尽全部的案例；并且，在寻找案例时，哪个调查者的心智图表最清晰，他的得分就会最高。不过，当材料允许时，就应把这一心智图表转化成实际的详解图、示意图，或穷尽的案例一览表。许久以来，在所有不错的有关土著人的现代著作中，我们一直指望找到一份全面的亲属称谓清单或表格，它应包括所有相关的资料而不仅仅只是挑出几个稀奇古怪的关系或词语。在作亲属调查时，具体案例中一个关系接着一个关系的连锁追查，自然会牵扯制作家谱表格的问题。这一方法已由前辈们——例如蒙森格尔（Munzinger），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还有库伯雷（Kubary）——实践过了，并在里弗斯（Rivers）博士的著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如，为了追踪贵重物品的来龙去脉，并推定其循环周转的本质，在研究经济交易的具体资料时，坚持全面彻底的原则也会导致交易表格的制作，塞里格曼教授就是这样做的。正是由于追随塞里格曼教授在这方面的范例，我才得以搞清某些颇为困难和详细的库拉规则。如果可能把信息简化成图表或概要表，这一方法应当延伸到对土著生活的所有方面的研究中去。经济交易的全部类型可以通过追查相关的、实际的案例，并将其置入一个概要图表中来研究；再者，一个给定社会中的全部礼品和馈赠风俗也应列表，并给出每项物品的社会学的、仪式的，以及经济的定义。同样，巫术系统、相关仪式、合法行为的类型都能制成图表，使一系列标题之下的每一条目都有概略的定义。此外，经仔细研究过的每一社区的谱系普查，标明了耕地所有权及渔猎权的众多地图、示意图和详解图等等，理所当然地是民族志研究的基础性文件。

族谱不外乎是一系列亲属关系的概略图。作为一个研究工具，其价值在于它能使调查者自己得以抽象地拟定问题，同时又能向土著人进行具体的探询。作为一份文件，其价值在于它靠自然组合得到可靠的资料。一份巫术概略图也具备同样的功能。作为一个研究工具，我曾用它查明诸如巫术力量性质的观念。看一份图表摆在面前，我可以简单而又方便地一项接着一项地逐条查证，并记下包含在每一单项中的相关实践和信仰。通过从全部案例中理出总的推论，就可以对抽象问题提出答案。这一程序在第十七和第十八章中都有说明。对此问题我不能作进一步的讨论，那样势必需要作进一步的区分，如一份具体资料的图表（例如家谱），与一份概括风俗或信仰轮廓的图表（例如巫术体制图表）之间就有分别。

图为蒋介石家族世系表。[图源：pczy.org]

再一次回到前面在第二节中讨论过的方法论上的真诚问题。我愿意在此指出，将资料具体地、表格化地提出的过程，该首先用来验证民族志者自己的资格。这就是说，一个民族志者要想得到信任，必须以表格化的形式清晰简明地表明，构成其阐述基础的，哪些是他自己的直接观察，哪些是间接的信息。下面这份表格可作这一程序的示范，并帮助本书的读者核实任何陈述的可信度。通过这一表格以及散在全书中的众多参引，我希望，无论就本书的资料来源，还是就我是怎样、在什么条件下以及以何种精确程度达到对每一给定细项的知识，不留任何暧昧不明之处。

作者目睹库拉的时间顺序表

第一次考察年8月-年3月

年3月，迪柯亚斯村（伍德拉克岛），目睹一些仪式祭品，取得初步信息。

第二次考察年5月-年5月

年6月，一支从瓦库塔前往基里维纳的卡比基多亚。目睹其在卡瓦塔里亚的停泊，在奥马拉卡纳看见其人员，并在那里搜集信息。

年7月，几支丛基塔瓦来的团队在考卢库巴海滩上岸。在奥马持卡纳调查了这些人，搜集到许多信息。

年9月，与奥马拉卡纳酋长图乌卢瓦试图驾船前往基塔瓦，未果。

年10-11月，留意了从基里维纳到基塔瓦的三次远航的启航式。每次图乌卢瓦都带回一批臂镯。

年11月-年3月，为一次从基里维纳到马绍尔班内特群岛的大型远航作准备。制作一条独木舟；修理另一条独木舟；在奥马拉卡纳制帆；下水；考卢库巴海滩的tasasoria。与此同时，取得了以上各事以及相关课题的信息，也得到了某独木舟建造的巫术文本与库拉巫术的信息。

第三次考察年10月-年10月

年11月-年12月，内陆库拉。在图克瓦库瓦取得一些资料。

年12月-年2月，来自基塔瓦的团队到达瓦维拉,搜集关于yoyva的信息，取得卡勾巫术和咒语的资料。

年3月，在萨纳洛阿的准备；在安富列特的准备；多布人的船队到达安富列特。从多布来的远航队随往博约瓦。

年4月，远航队到达目的地；在锡纳卡塔的接待；库拉交易；大型的部落间聚会。取得巫术程式的信息。

年5月，在瓦库塔见到从基塔瓦来的团队。

年6月、7月，关于库拉巫术和风俗的信息在奥马拉卡纳得到核实和补充，尤其是涉及到其东部分支的方面。

年8月、9月，在锡纳卡塔取得一些巫术文本。

年10月，在多布和南马辛区，从一批土著人那里取得信息[在萨马得到检验]。

总结研究方法的第一个要点，可以这样说，每一现象应该就其真体表现作尽可能广泛的研究，每研究都应对详细例证作穷尽的调查。如果可能，应该把结果简化为某种图表，既用作研究的工具，又作民族学文献。凭借这类文献和这类实际的研究，土著人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框架，以及其社会的构造，就能以清晰的轮廓呈现出来了。这种方法可以称作具体证据统计文献法（themethodofstatisticdocumentationbyconcreteevidence）。

（七）亲密接触土著生活·他们的行为类型·系统地落实印象的方法·详细连续记录方法·个人参与土著生活的重要性

无须赘言，在上述方面，科学性的田野工作远远高出即使是最上乘的业余作业。不过，有一点常常是后者擅长的，这便是：他们可以展示与土著人生活的亲密接触。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仅靠长时期地与土著人接触，熟悉了土著人生活的一些方面，便把这些方面呈现出来。可以这样说，在科学性工作，尤其是那种被称作“调查工作"的某些成果中，我们得到了部落构造的一副精致的骨架，但它却缺少血肉。我们对其社会的框架了解很多，但在这框架内部，我们感受不到或想像不到人的生活，以及在节庆或某些独特事变中偶发的兴奋。在理出土著风俗的原则和规律时，在从搜集来的证据及土著人的陈述中取得这些原则和规律的精确准则时，我们发现，这种格外的精确与真实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真实的生活从未死板地依附于任何原则。这种准则还必须得到补充，方法是：观察一个给定的风俗得以施行的习惯方式，在遵从那被民族志者如此确切拟定的原则时的现象中总是经常发生的例外等。

如果所有的结论都仅仅是建立在被询问者陈述的基础上，或仅从客观文件中演绎而来，那自然不可能通过观察真实行为对其加以补充，而这便是那些长期逗留的业余人士写的作品，在灵活性和生动性方面而远远高出大多数纯科学描述的理由所在。这些人包括：有文化的商人和种植园主、医疗人员和官员，尤其是对民族志卓有贡献的少数见识卓著且不怀偏见的人士。但如果田野工作专家能取得以所描述的生活条件，他就比任何白种居民处在真正与土著人接触的优越地位。因为这些白人除了短期外，没有一个真正生活在土著人的村落里，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务，这些事务占去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此外，假如他作为一个商人或一个传教士或一位官员而与土著人发生关系，如果他要改变或影响或利用土著人，那么，真实的无偏见的、公正无私的观察便毫无可能，并排斥了相互间的真诚，至少传教士和官员是这样的。

居住在村落里，没有别的事务，只是追踪土著人的生活，你就能一遍又一遍地看到风俗、庆典和交易，你就能得到土著人赖以为生的信仰实例，抽象结构的骨架也就能很快地得到实际生活的血肉来充实。这便是为什么在上述条件下工作的民族志者能对部落体制的粗糙轮廓增添某些关键的东西，并以行为、场合及细微事件的详细内容来为之补充的理由所在。他可以在每一案例中指明某一行动是公众性的还是私人性的；某一公众集会如何进行，是什么状态；他能判别某一事件是司空见惯的还是激奋独特的；土著人参与此事时是敷衍塞责、无动于衷还是积极热情、自觉自愿，等等。

换言之，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现象不能用询问或计算资料的方式记录下来，而只能在完全具体的状态中观察，我们不妨称之为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theinponderabiliaofactuallife）。这包括很多内容，诸如：一个人整个工作日中的例行事务，他照顾身体、进食以及做饭的方式等细节；围着村中篝火谈话和交际的腔调，强烈的友情与敌意，以及人与人之间同情与厌恶之情的传递；微妙真实地在一个人的行为中透露其虚荣心与野心的方式，以及他人的情感反应等。所有这些事实都能够而且应该得到科学的整理和记录，但这样做时，不能像缺乏训练的观察者通常所做的那样，只对细节进行表面化的登记，而应该尽力探察其中体现的精神态度。我之所以相信，经过了科学训练的观察者一旦严肃地使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就会极有价值，道理就在这里。然而，迄今为止，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只有业余人士在做，因而总的说来质量平平。

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实际生活不可测度然而极其重要的事实，当属社会组织的实质，其间编织着数不清的维系家庭、宗族、村社、部落的线索，那么，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就会变得明明白白。那些更为定型化的社会性组织联系，例如，明确的仪式、经济和法律义务、职责礼节性馈赠、程式化的问候方式等，尽管对研究者而言同样重要，但他的感觉肯定会比执行者更强烈。对我们自己来说，大家都清楚，“家庭生活”对我们而言，首要的意义就是家的氛围，造成亲密人情的恩爱之心、志同道合之义、昵昵怨怨之态，都表现在所有不可胜数的细小行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