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精细化诊疗 http://pf.39.net/xwdt/171020/5777821.html
年11月6-8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广东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中国航海博物馆合办的“海洋与物质文化交流：以东亚海域世界为中心”学术工作坊在上海顺利召开。本次工作坊旨在借助全球史和物质文化史的视野与方法，打破传统史学的“中心-边缘”界线，将东亚海域看作多元文明交流、沟通、互动的通道和舞台，重新审视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海域史。
与会学者合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李庆新研究员、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煜研究馆员先后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来自复旦大学、广东社科院、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红河学院、国家文物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单位的四十余位学者参与了此次工作坊。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与会学者们就东亚海域史的方法论、8-20世纪的东亚海域史、东亚海域舞台中的人与物、东亚海域的内部交流、西方势力到来后东亚海域的变化及东西方的互动等议题，开展了十场讨论。
章清、李庆新、王煜分别致辞第一场第一场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员主持。广东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研究员作了题为《从考古发现看8-10世纪南海交流》的报告。他介绍了近些年收集到的与南海交通和贸易相关的考古材料，尤其展示了一批水下考古，包括暹罗湾沉船、勿里洞沉船、巴地沉船等五艘这一时期的沉船。根据沉船考古及相关考古发现，可以对唐代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同贸易相关的领域做出新的研究。李庆新研究员指出这一时期生产领域中的专业化、外向型、新方式等特点，改变了传统手工业生产结构和产业布局，改写了传统中国经济史。在交通运输上，呈现出国内交通与海外交通相衔接，水运陆运与远洋海运相衔接的局面。考察市场网络，可以发现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瓷器成为大宗出口产品。他强调了广州在东西方交流中的重要性，指出八至十世纪开启了一个以东方为重心的全新的海洋贸易时代，海洋及其“无形之手”成为引发唐宋社会经济深刻变迁的重要因素。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孙键研究馆员作了题为《绥中沉船与14世纪环渤海贸易》的报告。孙键研究馆员介绍，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年间，“绥中水下考古队”先后对沉船遗址进行了6次正式的调查、勘探和发掘。从绥中三道岗沉船出水的遗物器型、釉色及装饰特征来看，应是磁州窑的彭城窑产品。除瓷器外，沉船中还有铁犁等金属制品。由于发掘过程中未见船体，推测沉船为内河、近海兼用的河海两用船。孙先生深入分析了绥中沉船各类遗存，结合文献和文物资料，指出环渤海湾古代海洋文化体系源远流长，自史前迄今航海活动延续不断，在中国航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绥中海域就是环渤海古代航线的重要一环。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军教授作了题为《关于图像在地理大发现中所起作用的思考——以弗拉·毛罗地图和托斯卡内里地图为例》的报告。《弗拉·毛罗地图》是由威尼斯人弗拉·毛罗于年为葡萄牙国王阿尔方索五世所作，该地图以其蕴含的跨文化信息和独特的视觉表达，极有可能为促成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做出过隐秘的贡献。李军教授对地图的整体构图、细节描绘做了详细的解读和细致的分析，例如图中不同样式的船只和城市地理位置具有内在联系。地图上葡萄牙正好位于地图的中线上、欧洲面向非洲的前沿。李军教授指出，《弗拉·毛罗地图》用图像语言向葡萄牙人传递了某种信息，即在葡萄牙大航海事业中，似乎存在一条密径，可以南下越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融入中国人的世界。关于《托斯卡内里地图》，李军教授认为，这张地图极有可能是哥伦布曾获取到的重要的海图，它在指引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第二场会议第二场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莉丽副研究员主持。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康昊老师作了题为《元文宗图帖睦尔与日本：后醍醐天皇“易服色”背后》的报告。后醍醐天皇曾在入元留学僧的鼓动下，试图将日本僧侣的服色改为黄色。康昊认为，这一“易服色”事件，实际上与元文宗图帖睦尔赐笑隐大及其弟子穿黄衣有密切联系。元文宗在谪居建康潜邸期间曾与多名日本入元僧存在交集，即位后赐日本僧月林道皎等师号。元文宗建立大龙翔集庆寺、“改黄衣”及敕令编修《敕修百丈清规》等象征江南禅宗地位提升、“崇教抑禅”削弱的事件，在归国入元僧对日本统治者的大肆宣扬后，成了日本十四世纪宗教体制变革的重要助推剂。元文宗的政策的影响跨越国境，具有突出的东亚史意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鑫磊副研究员作了题为《箕子墓与朝鲜王朝的箕子文化建构》的报告。箕子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他是殷末“三仁”之一，商纣王的叔父，商亡后不臣于周，走之朝鲜，之后回来朝见武王，与之论治国之道，述《洪范》九篇。关于箕子“走之朝鲜”的问题，学界存在较大争议。然而，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箕子朝鲜的概念很早就开始出现，并长期存在于半岛民众的认知中。高丽时代发掘并修建箕子墓以及建立了箕子祠，朝鲜王朝时代在平壤地区展开了箕子墓、箕子祠等一系列箕子相关历史文化遗迹的修建工程。王老师的报告主要围绕箕子墓的细节问题，从墓图、墓碑、修葺、盗掘、封陵五个角度展开。纵观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历史，总体来说箕子还是被作为朝鲜半岛历史的一个内部要素来认知，但是这一状况在近代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最终箕子被整体从朝鲜半岛历史中排斥出来。
第三场第三场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邓菲研究员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顾卫民教授作了题为《葡萄牙曼努埃尔建筑》的报告。葡萄牙曼努埃尔建筑风格时间大致在至年代，包括60座左右的典型建筑物，主要集中在葡萄牙本国和北非。顾教授以图片的形式，展示了七座代表性的葡萄牙曼努埃尔建筑，即塞图巴尔耶稣修道院、热罗尼莫斯修道院、贝伦塔、上帝之母修道院、里斯本仁慈堂教堂和托马尔基督修道院等六座位于葡萄牙本国的建筑物，以及位于印度果阿的圣方济各修道院曼努埃尔式的大门。顾教授指出，曼努埃尔风格的建筑具有极强的宗教性，建筑物上的缆绳、浑天仪等形象展现了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动，同时融合了花卉等大量的自然元素。顾教授总结道，葡萄牙曼努埃尔式建筑体现了葡萄牙的朝圣精神，充分反映了海洋的因素。他非常赞同历史学家博克塞的看法：葡萄牙海洋帝国的国家特征，是一个浇筑在宗教模型中的一个航海的贸易和军事的结合体。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的李璠老师作了题为《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装饰及造型问题研究》的报告。现藏于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近年来颇受纹章瓷、外销青花瓷、中葡贸易等多个研究领域学者的青睐。该青花执壶体量较大，胎体厚重，座底上双线圈内有“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款识。通过与同时代的定制瓷器的对比，和对该青花执壶高度还原的纹章细节的研究，李璠认为该青花执壶是一件精工之作，同时也指出执壶上是一个“伪”纹章图案。由此李璠提出订制人的身份问题，她认为不能确定是哪一个特定家族的订件，青花执壶在视觉形式上的清晰准确与身份信息上的模糊不详同时达到了极致。她认为“伪纹章”的出现，有部分源自景德镇青花工艺、葡萄牙纹章管理制度的客观原因，但也不能排除来自订制人主观默许的可能性。对于造型与装饰问题，她认为该青花执壶更接近于一种蒜头瓶与执壶的结合体，并展示了该青花执壶更多的装饰细节。她总结道，正如乔治·库布勒所描述的那样，每一件重要的艺术品都可以被视作一个历史事件，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来之不易的问题解决方案，正是葡萄牙人来华贸易或定制，我们才看到在青花瓷上景德镇工匠做出的艺术上的回应。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刘爽老师作了题为《“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的报告。刘爽首先讨论了七丘之城罗马“圣城”景观的形成。将台伯河东岸、以卡比托利欧为“中央高地”的七座山丘视作代表整座罗马城市的象征性景观。从罗马城的“七丘”到帝国境内的大量山地城市，“山地建城”的理念逐步成为罗马城市的一大共性。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这一特殊形象不仅再次得到强化，更在海权时代扩展到大西洋海岸的葡萄牙。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通过系列“重建罗马”的计划来向圣城靠拢，同时将带有罗马城般的高地景观置于临水地带，展现出一个“水上的罗马”形象。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葡萄牙将“水上的罗马”的理念带到其东方的殖民地果阿，使得罗马人的圣城理想从地中海、大西洋转移到印度洋。这种城市形象进一步抵达远东，进入其暂居地澳门。刘爽认为，从罗马、里斯本、果阿到澳门，圣城景观的转移过程亦是山城理念“从复制到改写”的过程。在“七丘之城”借助各方力量不断转移的过程中，罗马再次获得了一个“世界的形象”，以至于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曾位于其遥想当中的东方，亦深刻地体现出一种古典山城的力量。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黄忠杰教授作了题为《历史的画卷、画卷的历史：荷兰国立博物馆藏福州城图年代考识》的报告。《福州城图》是西方研究近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贸易交流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图像资料，于年进入荷兰国立博物馆中国部，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黄教授重点考证《福州城图》的成图时间。通过对图上的荷兰文题名、荷兰船只与福州港、河口万寿桥、阿育王塔、耿王府等地景的细致考察等，推断此画的绘制时间应在年9月至年5月之间。黄教授指出，《福州城图》描绘了清代第一个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常关——“闽海关—中洲汛”，以更加客观、真实和清晰的图像延伸了人们对于康熙开海之后帝国港口盛景的认识，该图填补了中荷朝贡史与贸易史上图像资料的不足，同时也是研究中荷政治与外交关系史的一幅珍贵图像与历史见证。
第四场第四场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鑫磊副研究员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作了题为《十八世纪唐通事眼中的中日贸易与长崎社会——新见抄本琼浦闲谈研究》的报告。年至年，江户幕府在长崎任命唐通事。唐通事在中日贸易与文化交流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故而一向备受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