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步行来找到这个国家的。
昨晚，飞机在罗马落脚，循着夜色，在斗兽场附近的一家酒店下榻。夜晚的街景迷人，橘黄色的灯映在意大利白色石壁上，脚下是浑圆的鹅卵石。躺在床上，还能响起我们三个来自中国的行李箱在光洁的地面上磕碰出的乐章，又想到罗马不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来罗马，竟是为了先步行找到梵蒂冈。
说寻找，其实一点也不过分。在罗马城的地图上梵蒂冈小得宛如一个大学校区。如果开车，多驶过一个红绿灯，又误在下一个路口拐角，可能就此便错过它了。所以要寻找这个国家，也只能靠步行。
步行就或许会迷路。但真的走到了梵蒂冈附近，又很难迷路。全世界的信徒都同时在往那边赶路。跟着零零散散的人群往那一个方向赶，忽然又看到了一个庞大的漫漫长队。一抬眼，高墙万丈，墙内教堂林立，墙上雕塑威严。心想，找到了。
这个十三亿天主教徒的精神中心，只有一个入口。只能通过“梵蒂冈博物馆”买票，在规定的时间内排队进入，而博物馆本身又占据了梵蒂冈二分之一的国土。队伍很长，几乎绕过了梵蒂冈的半面城墙。我们就这样漫长得等待着。看来找到梵蒂冈的信徒，不等于就达到了梵蒂冈。还需要绕开层层信徒，才能真的达到梵蒂冈里面。
今日的天空瓦蓝，城墙的外面还是意大利，一派小城安逸，云淡风轻；而高墙之内的梵蒂冈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愿轻易露出它的尊容。我们就这样焦急地期盼着。终于，前方的队伍出现了一个拐点，从一道城墙上的石门进入，其上古雕塑琳琅，刻有“MVSEIVATICANI”。
梵蒂冈里究竟有什么，值得每年全世界几百万游客排队来看？它的教堂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人参与设计的。但是要真的是来看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应该去佛罗伦萨。里面倒是有全世界搜罗来的希腊雕塑、波斯字画、皇族金器，甚至还有一尊埃及木乃伊。但我先前已去过大英博物馆，应该不会比那里的展品更好、更全。
那么多人不远万里，风尘仆仆来寻找梵蒂冈。我想原因只有一个：寻找梵蒂冈的过程意义，已远远超过梵蒂冈意义的本身。现在，那道进入梵蒂冈的石门就在我眼前，我终于可以轻声地对自己说一声“到了”。
在那么漫长的等待之中，对梵蒂冈的寻找，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刚才我走过层层围绕的万丈城墙，一些问题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比如：这个国土面积区区0.44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是如何在波橘云诡的欧洲政治中从公元四世纪屹立至今？何况它在位置上又处于最会打仗的罗马人的首都中央，硬生生成为了他们的眼中刺，而这根眼中刺，向来尚武的罗马人怎么又却一千年也拔不走？对梵蒂冈的寻找，从到达这座石门，才刚刚开始。
刚才走过的这些高墙，起先是公元4世纪，由当时的罗马城主教诚惶诚恐地圈出来的。当时西罗马帝国即将覆灭，全城早已兵荒马乱，作为旧政权宗教势力之首的罗马城主教意识到自己也难逃一劫，未免不会成为这场政权迭代的牺牲品。逃难，但自己早已声名过旺，又能逃去哪里呢？那只有抗衡这一条路了。于是他厉兵秣马，用高墙先圈出这么一个“国家”，称自己也是皇帝。而且不是一般的皇帝，是教皇。
真正选择了抗衡，就会发现抗衡是多维度的。不光是国土、财富或者兵马的代数加减题。走过了高墙，我们这就正式进入梵蒂冈了。从墙壁到地板，陈设固然精致，而整座城池结构也极为特殊，似廊似房，一些关键要口，又有服装华丽，手执长矛的瑞士兵来把手。而除了区区人梵蒂冈宪兵（只有他们持有现代武器），正是这些衣彩鲜艳的瑞士兵，守卫着做城池整整一千多年。其中当然还包括了第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后一个时期，梵蒂冈广播电台又执意向全球循环播放反纳粹的广播内容，引来纳粹势力的极为不快。但梵蒂冈身处罗马，罗马是同为纳粹的意大利的首都，可以想象当时墨索里尼的首府可能只隔了几个街区，向来手腕泼辣后者又何以忍耐这一位“坏”邻居的呢？
抗衡是多维度的。那些所谓的高墙，其实并不在乎他们有多坚固，而那些所谓的士兵，也并不在于他们是否善于格斗。他们都只是一种文化力量的载体而已。真正用来和高墙之外政治与暴力势力抗衡的，只有一种在以文化为坐标的力量。
这里要多花一些笔墨。说一下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刚刚成型的梵蒂冈是如何在戎马倥偬的夹缝里生存下来的。在年，东罗马帝国收复了意大利全境，查士丁尼大帝来到梵蒂冈的高墙之下，对这座最后的异邦不知如何是好。万里的征途，早已不知不觉双手浸满了鲜血，此时又要把教皇的城池给攻下，怎么不会留下一个“残暴”的恶名呢？身处高墙之内的教皇也明白这一道理，他先在高墙内故弄玄虚地舞文弄墨了一番，又找了个时机，向查士丁尼大帝递去了他无法拒绝的橄榄枝。不如说现在查士丁尼大帝把梵蒂冈统治权册封给了教皇，那么双方都有面子，而且也不涉及流血。教皇自诩被查士丁尼大帝册封，自愿放低身价，但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我又在另一些资料中读到，正好就在这一年，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宫得以开始建造，8世纪又增建加洛林宫。教皇是从哪位忠实教徒那里得到的捐助，不仅极大程度改善自己的经济，还有闲钱得以大兴宫殿，已不用多说。
后来这样的情景又重演了很多次。即使后来罗马被伦巴德人占领，教皇又懂得向遥远的法国国王求助，让他和年两度出兵。占领之后又把土地还给教皇，一时成为美谈。
这是梵蒂冈的危难之秋。而鼎盛时期，梵蒂冈的辉煌更是不言而喻。我在梵蒂冈博物馆反复浏览，仔细看着那些从世界各地运来的金银珠宝、雕塑名画，顿时后悔我在来梵蒂冈之前竟拿它与大英博物馆相提并论。事实上，无论从历史或是艺术上的价值，梵蒂冈博物馆中的任何一个藏品，移到在无论哪个区域性博物馆中，都能成为掌上明珠。
这也有一个坏处。抬头低头都是文化，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积得过于密集，实在让人劳累。走出博物馆，想去圣伯多禄广场吹吹风，广场上有许多位置，坐在上面抬头就能仰望圣彼得大教堂，更具体地来说，仰望圣彼得大教堂最中央的一扇窗户。教皇定期会在这扇窗户出现，俯瞰群生，做一些教义上的演讲。
今天没有教皇的演讲。圣伯多禄广场上只有往来的游客拍照，或是售卖纪念品的人。我长时间坐着，瞭望着这座缺席了教皇的窗户。我突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刺客，所处时代可以待定，五百年前或者五百年后吧，我的雇佣者对教皇所坐拥的文化力场已深恶痛绝，让我在下一次他出现的时候，用冷箭把他干掉。想到这时我又笑了，干掉教皇，难道就真的干掉梵蒂冈了吗？恐怕这个逻辑也不能成立。
而窗户那头的教皇，当他俯视广场的众多信徒，肯定不止一次想到他的犹大也就藏在下面。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在未来继续保持梵蒂冈的地位，进而继续保护自己呢？这是近千年来，每一个教皇都在寻找的。
想想近几十年来梵蒂冈在国际政治上也是动作频频。先是在年结束了由个国家的天主教人事代表组成的高级宗教会议，提倡关心现代政治，对基督新教、东正教和其他宗教采取和解态度，强调信教自由与重视教育。又于年1月1日，重新宣称“意大利的法律过于繁杂，而且欠缺稳定、时常和天主教教义相违背”，一番挑衅了自己的邻居。值得一提的是，在千禧年，梵蒂冈又有心把几位在中国近代史早已臭名昭著地传教士“封圣”，引来一片唏嘘。真是不知道它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
不过想来，高墙内的教皇自己也不一定知道。他也还在寻找。高墙之外的东西：区块链、共享经济、一带一路……，已不是可以三两句话就能向他解释清楚的了。我就这样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坐着，一直等到了梵蒂冈的日落。
梵蒂冈，这么多人都在寻找你，你可也要在新的一天开始前，再好好寻找你自己。
吴任几，年生。诗人，作品散见于《诗刊》、《上海文学》等。曾获得上海市民写作大赛、武汉大学樱花诗歌奖等荣誉。作为青年诗人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报道。名字被中国诗歌网《中国诗坛实力诗人名录》所收录。任多场中国外交部会议的同声传译。旅行于欧洲、美洲、中东的十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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